在分配领域

目前,我国的公共管理体系和能力同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公共管理体系的法制化和民主化程度和水平依旧不足,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水平有待提高。首先,公共管理体系的法制化程度依旧有待提高。公共管理领域的立法依旧有待加强,部分新出现的公共管理问题面临着无法可依的局面。这突出表现在受到法律认可的公关管理主体目前依旧相对有限。在社会公众的利益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公民社会正在逐步兴起,民间自治组织和公民个人应当获得法律所赋予的参与公共管理的权力。单纯依靠国家行政机构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的模式在未来将难以更好的为整个社会提供管理和服务。公共管理体系目前在法制化方面的问题,也表现在公众对合法的参与公共管理活动的渠道并不知晓的现象上,社会公众对合法参与公共管理渠道的不了解将直接导致这些渠道的失效。其次,目前的公共管理能力的缺失突出表现在管理技术手段有待提高。当今社会电子政务、网上办公和政务信息的公开化虽然已经在我国取得了良好的发展,但是公共管理体系的数据化和网络化依旧具有提高的空间,尤其是在基层公共管理过程当中,依靠传统习惯力量进行管控的模式依旧存在于我国广大乡村地区。这事实上体现出了我国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依旧是限制我国公共管理能力提高的力量。在历史上,我国具有道德治国的传统导致基层管理主体不重视通过数据化的模式,科学的对当地的情况进行全面的把握和了解的习惯性力量依旧存在。而长期以来,单纯重视经济增长速度的政绩观也影响着广大行政管理者。以更为信息化和现代化的手段提升公共管理能力的措施,依旧应该以更高的水准加以采纳。

新常态的历史背景之下,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氛围,是助推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在目前,由于网络等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价值观日益多元的情况加速发展,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构建和传播依旧有待提升。首先,我国的诸多优良传统文化面临着流失的风险。伴随着网络快速传播的是西方强势价值观。在此背景之下,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潜在挑战。在网络当中,我国历史上的卓越思想家、民族英雄等历史人物的形象受到了扭曲,诸多当代的先进人物受到了诽谤。如果这些现象得不到纠正,我国的社会主流思潮将会出现混乱的局面,这会最终破坏社会的稳定。与此同时,这也会极大地影响我国青年人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信心,产生对西方文化和社会制度盲目崇拜的观念。在未来,国家的年轻人将成为民族的栋梁,确保青年人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具有深远的意义。其次,社会主流价值观需要以更为潜移默化的形式,利用现代电子信息平台,进一步深入社会公众内心。单纯依靠说教式的信息传播,难以引起受众的共鸣。要让正能量信息贴近社会公众的生活实际,形成具体可感的形式,在公众不自觉的情况下接受,并内化为自身的思想意识。

当前,我国社会公众在经济领域反映突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社会分配方面。社会分配更加公平是调动社会公众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的重要途径。但是在目前,由于我国经济结构和分配机制等方面依旧存在改进的空间,我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正在逐步涌现。调节社会分配,必然引起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行业之间的重新分配,这必将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妥善的加以解决和疏导。公共经济生活领域存在的另一突出问题,是中小民营企业获得发展的空间和资源规模相对较小的现象。在我国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转型和升级成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题。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的创新,需要依靠众多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高科技企业的支撑。但是在目前,由于体制和机制限制,这样的中小企业获得金融资源和其他资源的能力是相对有限的。融资渠道狭窄和贷款难,将直接导致这些进行创新和升级的关键力量没有充分发展必备的资源。

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传统管理思想当中的优秀精华应该得到关注和借鉴。《大学》当中在关于齐家这一问题的论述上,突出强调了榜样的示范力量。引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工作中,公共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表率性的遵守社会的法律法规,表率性的遵守社会道德规范,是宣传主流社会价值观的最有效的武器之一。部分公职人员,由于个人素质和社会不良思潮的诱导,在行使职权的过程当中,违反乱纪,直接给社会公众形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与此同时,不能把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领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直接等同。避免社会公众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宣传产生僵化的认识,甚至排斥和漠视的情绪非常重要。

新常态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包括经济增长的速度、理念和动力等多个方面。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整是经济新常态的外在表现,经济增长在新常态之下的理念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经济发展动力的调整则构成了新常态下经济结构整体性变化的基础性条件。首先,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整是经济新常态的外在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实现了飞速的增长。由于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机制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由年均10%以上逐步下降到中低速水平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一方面,这必将给诸多传统产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必将给新兴产业的成长铺平道路,提供良好的机遇。其次,经济增长理念面临着巨大的调整。不断实现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化和优化是目前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努力梳理的理念。长期以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核心方法是简单测算总产值的增长状况。而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效益、经济增长相对于投入的效率等因素受到的关注程度相对较低,在新常态的历史阶段,这种状况必然发生改变。最后,经济发展动力将逐步转化为创新。长期以来,单纯依靠要素的不断投入和追加以实现经济的增长的模式,在给我国国民经济带来了高速发展的成就的同时,也形成了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采和生态恶化等诸多问题。在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消耗与投入达到极限时,经济增长的速度必然出现放缓的趋势。在新常态的历史阶段,以技术和管理的创新,在降低各种资源的消耗和要素的追加情况下,促进经济以更高的效率和效益实现增长,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动力。

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政治管理体制的不断变化。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当中,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述揭示出了政治制度应当不断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生产关系变化的必然规律。在新常态之下,公共权力的制度安排必然更加民主化,公共权力的行使必然更加制度化和法制化。首先,增强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新常态对我国政治建设的重要要求。在文革期间,以人治代替法制,在政治生活当中践踏法律法规给党和国家带来过严重的损失。在新常态的历史阶段,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意愿和能力,提升公民对公共权力的监督能力,确保公共权力行使过程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对于保证我国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次,提升公共治理过程的法制化水平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公共权力主体依法行使权力,避免权力的滥用,公民可以依法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同时,加强我国的立法工作,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也是新常态之下,进一步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

在我国目前存在的贫富差距增大,社会分配公正有待提高的问题上,政府可以加强通过税收等手段,进行再分配的力度。目前,房地产税和遗产税的酝酿和逐步实施已经体现出相关的理念。但是就根本意义而言,需要理顺价格机制,逐步削弱部分垄断行业的进入壁垒,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逐步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和公正。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政府应当首先加强金融领域的改革力度,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逐步成为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同时规范民间信贷,发展货币市场,让中小企业得到更多的融资渠道。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入新常态的历史时期,我国的公共管理活动面临着非比寻常的压力。经济增速的换档、社会思想的多元化以及整个社会对法制化的管理过程的要求,都迫使公共管理的模式实现根本性的改变。目前的社会公共管理流程和机制依旧面临着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出现了诸多困境。公共管理体系的法制化和民主化程度和水平依旧不足,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水平有待提高,我国的诸多优良传统文化面临着流失的风险,中小民营企业获得发展的空间和资源规模相对较小,我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正在逐步涌现。提升我国公共管理体系的建设对策需要从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多个角度开展工作。传统管理思想当中的优秀精华应该得到关注和借鉴,在分配领域,需要理顺价格机制,逐步削弱部分垄断行业的进入壁垒,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逐步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和公正。

提升我国公共管理体系的建设对策需要从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多个角度开展工作。对于政府自身而言,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队伍自身的治理是重中之重。引入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调动政府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更为严谨的绩效考核体系确保政府工作人员队伍中的优秀者得到激励,对工作效率低下和不称职的人员进行淘汰是提升政府管理效率的核心环节之一。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真正意义上保证社会组织在法律的框架下,独立的开展工作,参与公共管理过程,参与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才能够使我国公共管理体系更为完善。对待广大公民个人而言,不断提高参与公共管理,合法维护自身权益,表达诉求,是促进我国公共管理体系提升的重要基础。提升公共管理体系的能力,需要从人员素质和办公流程、设备的配备等方面着手,引导相关人员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提升科学化的参与公共管理的能力。与此同时,广泛借鉴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电子商务管理模式,借鉴分析和处理数据信息的能力,确保公共决策的科学化也是实现公共管理能力提升的关键性因素。